此诗似乎是《孟冬寒气至》的姊妹篇。它以奇妙的思致，抒写了一位思妇的意外喜悦和痴情的浮想。

这喜悦是与远方客人的突然造访同时降临的：客人风尘仆仆，送来了“一端”（二丈）织有文彩的素缎（“绮”），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女主人公，这是她夫君特意从远方托他捎来的。女主人公不禁又惊又喜，喃喃而语曰：“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一端文彩之绮，本来也算不得怎样珍贵；但它从“万里”之外的夫君处捎来，便带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丝丝缕缕，包含着夫君对她的无限关切和惦念之情。女主人公不能不睹物而惊、随即喜色浮漾。如果将此四句，与前一首诗《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对照着读，人们将会感受到，其中似还含有更深一层意蕴：前诗是诉说着“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的凄苦，一封“书札”而竟怀袖“三岁”，可知这“万里”相隔不仅日久天长，而且绝少有音讯往还。这对家中的妻子来说，是非常痛苦难挨的事。在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则会有被遗弃的疑惧，时时袭上女主人公心头。而今竟意外地得到夫君的赠绮，那“千思万想而不得一音”的疑惧便烟消云散。那么，伴随女主人公的惊喜而来的，还有那压抑长久的凄苦和哀伤的翻涌。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对“故人心尚尔”一句的评价，正体味到了诗行之间所传达的这种悲喜交集之感。

适应着这一情感表现特点，此诗开篇也一改《古诗十九首解》常从写景入手的惯例，而采用了突兀而起、直叙其事的方式。恐怕正是为了造成一种绝望中的“意外”之境，便于更强烈地展示女主人色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慰藉的“感切”之情——这就是开篇的妙处。

自“文彩双鸳鸯”以下，诗情又有奇妙的变化：当女主人公把绮缎展开一瞧，又意外地发同，上面还织有文彩的鸳鸯双栖之形。鸳鸯双栖，历来是伉俪相偕的美好象征（如《孔雀东南飞》之结尾就是一例）。夫君之特意选择彩织鸳鸯之绮送她，正是倾诉着愿与妻子百年相守的热烈情意。女主人公睹绮思夫，不禁触发起联翩的浮想：倘若将它裁作被面，则可以做条温暖的“合欢被”，再“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非常地惬人心意。“著”有“充实”之意，“缘”指被之边饰。床被内须充实以丝绵，被缘边要以丝缕缀结，这是制被的常识。但在痴情的女主人公心中，这些平凡的事物，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丝绵”使她联想到男女相思的绵长无尽；“缘结”暗示她夫妻之情永结难解。这两句以谐音双关之语，把女主人公浮想中的痴情，传达得既巧妙又动人。制成了“合欢被”，夫君回来就可以和她同享夫妇之乐了。那永不分离的情景，激得女主人公喜气洋洋，不禁又脱口咏出了“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奇句。“丝绵”再长，终究有穷尽之时；“缘结”不解，终究有松散之日。这世上惟有“胶”之与“漆”，粘合固结，再难分离。女主人公说：就让我与夫君像胶、漆一样投合、固结吧，看谁还能将我们分隔！这就是诗之结句所的奇思、奇情。前人称赞此结句“语益浅而情益深”。女主人公的痴情，正有如此深沉和美好。

初读起来，《客从远方来》所表现的，就是上述的喜悦和一片痴情。全诗的色彩很明朗；特别是“文彩双鸳鸯”以下，更是奇思、奇语，把诗情推向了如火似锦的境界。但读者应注意到：当女主人公欢喜地念叨着“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时候，她恰恰正陷于与夫君“万里”相隔的“别离”之中。以此反观全诗，则它所描述的一切，其实都不过是女主人公的幻想或虚境罢了。根本不曾有远客之“来”，也不曾有彩“绮”之赠。倘若真能与夫君“合欢”，她就不必要在被中“著”以长相之思、缘以不解之结了。此诗所描述的意外喜悦，实蕴含着夫妇别离的不尽凄楚；痴情的奇思，正伴随着苦苦相思的无声咽泣。钟嵘《诗品》称《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这首诗正以温丽的“遗绮”之喜，抒写了悲远的“别离”之哀，“正笔反用”，就愈加“惊心动魄”。

本文是敦煌曲子词中的一首早期民间词作，写的是男女间的爱情盟誓。为了表达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全词一共使用了六种自然景物和非现实现象表达了主人公的愿望。在主人公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夸张又不过分地强调了爱情的永固。此词圆熟流丽，挥洒曲折，富于独创性的表现方式，使得这篇抒情之作成为唐朝诗苑中的一颗明珠。

特色之一是开门见山。

全词从感情的高峰上泻落，滚滚滔滔，一发难收。芙蓉帐里、鸳鸯枕上的这位女主人公，既贪恋云雨新欢的良宵，又不能不担心现实生活中女子常遭遗弃的不幸，两种感情的撞击一下子将她推向盟山誓海的峰巅。因而一落笔，感情便喷薄而出，并外化为开门见山的结构特点，晴日之下忽然轰雷四起，以高八度唱出“枕前发尽千般愿。”“发愿”即发誓，是唐代的俗语，也是至今仍活在江南一带的口头语。发愿本来已是庄重的表示，“发”而至于“尽”，“愿”有“千般”之多，更可看出女主人公感情的激动与态度的坚决。首句切入正题，同时又有着提纲契领、笼罩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所兴六事，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流出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感情的长河。

特色之二是博喻手法的运用。

为了表现对坚贞不渝的爱情的向往，词中广泛设喻。女主人公表示，除非六件不可能实现的事都成为事实，否则决不同意婚姻关系的解除。她举出的六件事是：青山烂，秤且浮，黄河枯，白天同时见到参星和辰星，北头的斗柄转向南面，半夜里出现太阳。这和汉乐府民歌《上邪》的构思极为相似：“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在合，乃敢与君绝！”都是采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作比喻，“青山烂”与“山无陵”、“黄河枯”与“江水竭”，更是如出一辙，但这并不意味着《菩萨蛮》因袭《上邪》，而正好说明了它们都来自生活。正因为是来自生活，所以所用比喻尽管相似，却并不全同。“白日参辰现”与“三更见日头”，同“冬雷震震，夏雨雪”虽然都是从时间的角度立论，但前者着眼于昼夜，而后者着眼于四季。具体的写法也各有千秋：《上邪》以前后两个“绝”字相响应，五个比喻一气直下；《菩萨蛮》则以第一个“休”字引出五个比喻以后，略一顿挫，以“休即未能休”的让步副句以退为进，意思是即使以上五种假设都成为事实，要遗弃（即所谓“休”）我，也还是办不到的，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且待三更见日头”的新的假设。此词由于紧紧围绕着“不能休”这一中心取譬设喻，所以“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众辞辐辏，如大弦小弦嘈嘈切切，似大珠小珠跌落玉盘，响起的是一片繁富而又和谐的乐音。

特色之三是具有民歌的情调与风格。

文人笔上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纤细情感，蕴藉含蓄、欲说还休的委婉的表达方式，以及反复推敲、精雕细琢的炼字造句的功夫，与这首词是无缘的。此词抒发的是天籁之声，大胆，热烈，奔放，率直。意在夸张，不惜夸大其辞（如“枕前发尽千般愿”句）；为了强调，比喻的运用层见叠出；在用字上也不避重复，三用“休”字，二用“面”字、“日”字，“且待”两见而又用了“直待”。这些无不表现民间歌谣拙朴、自然的本色。南朝民歌《大子夜歌》说：“不知歌谣妙，声势由口心。”所谓“声势由口心”，是说民间歌谣独特的风情格调的形成，是由于心有所感，以口写心。这大概就是这首《菩萨蛮》语浅情深、似拙而巧，成为一首好词的奥秘。

这首曲子词落笔惊风，造势遒迈，且没有文士词幽婉曲折的风致与含蓄蕴藉的神韵，完全是情思所致，任意挥洒，恰似长河东流，浩浩汤汤。全词热烈大胆，奔放直率，似拙而新，语浅情深。首句切入正题，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所列举六种自然景物和非现实现象（青山、水面、黄河、参辰、北斗、日头），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飞流直下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情感河流。其想象是宏阔而丰富的，想象的空间由地及天，想象的对象由山河到星日，以世间最雄伟的景物来比拟爱情，把爱情鲜活的生命与永恒的天地日月相提并论，形成一种奇妙而合理的类比推理：青山不会烂，水面上浮不起秤且，黄河不会干枯，参星和辰星不会在白昼出现，北斗不会转到南面，三更半夜不会见到日头，爱情也因此绵绵无绝期。作者从反面下笔，如此类推，可谓悖理而合情、无理而曼妙，从而收到与《上邪》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效果。

此词舍弃了通常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避开了作者感情的直接抒发，却巧妙地实写了少妇和灵鹊的两段心曲。词上片是少妇语，下片是灵鹊语。全词纯用口语，模拟心理，得无理而有理之妙，体现了刚健清新、妙趣横生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这上下片之间是少妇和灵鹊的问答或对话，这说法恐怕不确。实际上倒更像二者的心理独白或旁白，这不仅从语气和清理上看，它们之间不必也不像对话；而且，早期的词是入乐的，它通过演唱者的歌声诉诸人们的听觉，以口头艺术特有的声调语气，使用独白或旁白，是易于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态势，以至于表达主题思想的。上片在于表明少妇的“锁”，下片在于表明灵鹊的要求“放”，这一“锁”一“放”之间，已具备了矛盾的发展、情节的推移、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呈现、形象的塑造，这也就完成了艺术创作的使命，使它升华为一件艺术品了。

灵鹊报喜是中国固有的民间风俗。不过，将灵鹊的噪叫当作行人归来的预报，毕竟只是一种相沿而成的习俗、观念，它本身并不见得合理，因而也就往往难以应验。而作者采用这一习俗入词，正是觑着它的“跛脚处”而有意生发，其目的还在于表现少妇思夫不得而对灵鹊的迁怒。于是，不合理的习俗倒构成了合理的故事情节，而且也由此增强了词作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这有如点铁成金的魔棒，有此一着，顿使全词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给了两段普通的心曲以光彩、活力、生命，使词作活起来。

这是一首委婉而大胆的求爱诗。《摽有梅》作为先民的首唱之作，质朴而清新，明朗而深情。

此篇的诗旨、诗艺和风俗背景，前人基本约言点出。《毛诗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男女及时”四字，已申明诗旨；后数语乃经师附会，应当略去。《周礼·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明白了先民的这一婚恋习俗，对这首情急大胆的求爱诗，就不难理解了。陈奂则对此篇巧妙的兴比之意作了简明的阐释：“梅由盛而衰，犹男女之年齿也。梅、媒声同，故诗人见梅而起兴”（《诗毛氏传疏》）。龚橙《诗本义》说“《摽有梅》，急婿也。”一个“急”字，抓住了此篇的情感基调，也揭示了全诗的旋律节奏。

全诗三章，“庶士”三见。“庶”者，众多之意；“庶士”，意谓众多的小伙子。可见这位姑娘尚无意中人。她是在向整个男性世界寻觅、催促，呼唤爱情。青春无价，然流光易逝。“真正的青春，贞洁的妙龄的青春，周身充满了新鲜的血液、体态轻盈而不可侵犯的青春，这个时期只有几个月”（《罗丹艺术论·女性美》）。如今梅子黄熟，嫁期将尽，仍夫婿无觅，不能不令人情急意迫。青春流逝，以落梅为比。“其实七兮”、“其实三兮”、“顷筐塈之”，由繁茂而衰落；这也正一遍遍在提醒“庶士”：“花枝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无名氏《金缕曲》之忧心“无花空折枝”，似乎深有《摽有梅》之遗意。

从抒情主人公的主观心态看，“急”就急在青春流逝而夫婿无觅。从诗篇的艺术结构看，“急”就急在三章复唱而一步紧逼一步。重章复唱，是《诗经》基本结构。但从诗意的表达看，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即重章之易辞申意和重章之循序渐进。《摽有梅》属于重章之循序渐进。三章重唱，却一层紧逼一层，生动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情急意迫的心理过程。首章“迨其吉兮”，尚有从容相待之意；次章“迨其今兮”，已见敦促的焦急之情；至末章“迨其谓之”，可谓真情毕露，迫不及待了。三复之下，闻声如见人。

《静女》一诗，向来为选家所注目。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此诗写的是男女青年的幽期密约，也就是说，它是一首爱情诗。而旧时的各家之说，则多有曲解，未得其真旨。最早《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笺释云：“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而《易林》有“季姬踟蹰，结衿待时；终日至暮，百两不来”、“季姬踟蹰，望我城隅；终日至暮，不见齐侯，居室无忧”、“踯躅踟蹰，抚心搔首；五昼四夜，睹我齐侯”之句，则反映齐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遂谓“此媵俟迎而嫡作诗也”。所说拘牵于礼教，皆不免附会。宋人解诗，能破除旧说，欧阳修《诗本义》以为“此乃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朱熹《诗集传》也以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他们的说法已经接近本义，但指男女正常的爱情活动为“淫奔”，仍是头巾气十足，与汉儒解诗言及妇女便标榜“后妃之德”同一弊端。

诗是从男子一方来写的，但通过他对恋人外貌的赞美，对她待自己情义之深的宣扬，也可见出未直接在诗中出现的那位女子的人物形象，甚至不妨说她的形象在男子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显得更为鲜明。而这又反过来使读者对小伙子的痴情加深了印象。

诗的第一章是即时的场景：有一位闲雅而又美丽的姑娘，与小伙子约好在城墙角落会面，他早早赶到约会地点，急不可耐地张望着，却被树木房舍之类东西挡住了视线，于是只能抓耳挠腮，一筹莫展，徘徊原地。“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虽描写的是人物外在的动作，却极具特征性，很好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在心理，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位恋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有情人形象。

第二、第三两章，从辞意的递进来看，应当是那位痴情的小伙子在城隅等候他的心上人时的回忆，也就是说，“贻我彤管”、“自牧归荑”之事是倒叙的。在章与章的联系上，第二章首句“静女其娈”与第一章首句“静女其姝”仅一字不同，次句头两字“贻我”与“俟我”结构也相似，因此两章多少有一种重章叠句的趋向，有一定的匀称感，但由于这两章的后两句语言结构与意义均无相近之处，且第一章还有五字句，这种重章叠句的趋向便被扼制，使之成为一种佯似。这样的结构代表了《诗经》中一种介于整齐的重章叠句体与互无重复的分章体之间的特殊类型，似乎反映出合乐歌词由简单到复杂的过渡历程。

读诗的第二、第三两章，读者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对诗人的“写形写神之妙”（陈震《读诗识小录》）有进一步的感受。照理说，彤管比荑草要贵重，但男主人公对受赠的彤管只是说了句“彤管有炜”，欣赏的是它鲜艳的色泽，而对受赠的普通荑草却由衷地大赞“洵美且异”，欣赏的不是其外观而别有所感。原来，荑草是她跋涉远处郊野亲手采来的，物微而意深，一如后世南朝宋陆凯《赠范晔》诗之“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重的是情感的寄托、表达，不妨说已成为一个具有能指优势的特殊符号。接受彤管，想到的是恋人红润的面容，那种“说（悦）怿”只是对外在美的欣赏；而接受荑草，感受到普通的小草也“洵美且异”，则是对她所传送的那种有着特定内容的异乎寻常的真情的深切体验，那已经超越了对外表的迷恋而进入了追求内心世界的谐合的高层次的爱情境界。而初生的柔荑将会长成茂盛的草丛，也含有爱情将更加发展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结尾“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两句对恋人赠物的“爱屋及乌”式的反应，可视为一种内心独白，既是第二章诗义的递进，也与第一章以“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典型动作刻划人物的恋爱心理可以首尾呼应，别具真率纯朴之美。读完此诗，对那位痴心小伙子的一腔真情，读者必然深受感动。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既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既能想见她在“既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既见”之后，夫妇间的“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既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既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一般认为，湘夫人是湘水女性之神，与湘水男性之神湘君是配偶神。湘水是楚国境内所独有的最大河流。湘君、湘夫人这对神祇反映了原始初民崇拜自然神灵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神人恋爱”的构想。楚国民间文艺，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祭坛实际上就是“剧坛”或“文坛”。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人们在祭湘君时，以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祭湘夫人时，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各致以爱慕之深情。他们借神为对象，寄托人间纯朴真挚的爱情；同时也反映楚国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因为纵灌南楚的湘水与楚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她像慈爱的母亲，哺育着楚国世世代代的人民。人们对湘水寄予深切的爱，把湘水视为爱之河，幸福之河，进而把湘水的描写人格化。神的形象也和人一样演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人民意念中的神，也就具体地罩上了历史传说人物的影子。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以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为原型的。这样一来，神的形象不仅更为丰富生动，也更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情感上靠近，使人感到亲切可近，富有人情味。

诗题虽为《湘夫人》，但诗中的主人公却是湘君。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相恋者生死契阔、会合无缘。作品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在怅惘中向对方表示深长的怨望，但彼此之间的爱情始终不渝则是一致的。

本篇为抒写相思离情之词。题材陈旧，选用的意象也很传统，称不上名作精品，但从对本词的分析中，却能看出南宋密丽一派的长调在意象营构上的普遍特点。一是意象更为密集。表现在全词，不再是简单的上片景下片情，或上片情下片景，却往往以景代情，景中寓情；表现在词句中，不是一句一象，而是一句多象。二是意象更加精细。每个形象的中心词前面常用另一个词来修饰。这些修饰词往往来自作者对景物的敏锐感受，从中可以窥见主人公内心颤动着的深沉情思。三是意象更有层次。密集、精细容易“质实”而“凝涩晦味”，故需要恰当的层次节奏使其具有流美之感。本词从起处“幽梦”、“重阴”的抑郁，到结处自立盟誓式的率直，情感体现出一种向外扩张的趋势，与之相适应，句式往往是先短后长，使语势如浪阵阵外涌。另外，动词的选择也颇为讲究，如“初回”、“未开”、“暗通”、“半启”、“空望”，以程度副词来表现情绪的细微变化，耐人寻味。

这首词题作“桃花”，借写桃花而诉说了一段香艳哀婉的爱情故事，将咏花与怀人结合起来。

“东风著意，先上小桃枝。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开篇便是桃花的动人形象。春光明媚，暖风骀荡，小桃初绽，俊俏芬芳。“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三句作者以人比花，展现桃花的鲜丽可爱。朵朵桃花，娇嫩鲜美，红香翠意，争艳窗扉，这不恰似浓施粉黛、娇痴似醉、斜倚朱扉的佳人？“腻”字突出了红色之艳，“醉”写出来小桃的妩媚，作者比喻巧妙，别出心裁，却又妥帖自然，精当到位。这样着笔，不仅赋予静物人的丽质和生气，也为下文由花捕写人作了铺垫，再带出“记年时”自然水到渠成。

“记年时”到“脸薄拂燕支”都是对佳人的追忆，作者以细腻的手笔铺叙开来。那时，春光旖旎，暖意融融。芳草萋萋，垂柳袅袅，词人正策马而驰，不经意间瞥见了佳人清隽的脸庞，在临水的岸边，隐隐与桃花相映，娇颜新妆，风情万种，他遂“玉勒争嘶”，驻足痴望。“认蛾眉凝笑”两句是佳人的优雅形象，她婉转蛾眉，笑靥如花，略施粉黛，风姿绰约，令作者钟情倾心。但是，作者忽而插入一句“绣户曾窥。恨依依”，值得细细品味欣赏。这暗含了他与佳人曲折的爱情经历，“绣户曾窥”是他寻访、追求佳人的画面；“恨依依”则写他寻人不遇或未能如愿的落寞心绪，作者用语隐约含蓄，正暗合他当时的幽微心绪。

下阕由回忆转入现实。“共携手处”三句凄凉幽曲，透露出今昔迥异。当初桃花娇艳馥丽，而今却已香薄似雾、落红随步，失去了往日的美妙风情，直教人怜惜。作者不南埋怨起春之迟暮，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伤感。“销瘦损。凭谁问。只花知。泪空垂”是此时词人的怀抱，佳人不见，恋情已远，他却依旧执著追忆，在离愁别一服中变得憔悴。

“旧日堂前燕”一句出自唐刘禹锡《乌衣巷》，但作者转化其意，突出的不是“飞人寻常百姓家”的世事变迁，而是“和烟雨，又双飞”的清冷孤单。燕子还能双宿双飞，形影不离，而人却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对比强烈，摄人心魄。“人自老”三句，又是萧瑟之笔，春光仍好，人却已老去，仕期也只有求诸梦里。“前度刘郎，儿许风流地，化也应悲”暗用了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的涛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义来。”其中也暗含刘晨重入天台山的典故，又一次扣住桃花，抒发了物是人北的伤逝。经过一番缠绵往复的咏叹，作者最后结以“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点明了往事堪哀、旧梦难续的主题。“武陵”的出现并不突兀，还是运用的刘晨上天台山的典故，他曾误入武陵溪，后多称他为“武陵人”，如“晨肇蓖来路已迷，碧桃化谢武陵溪”（唐工涣《惆怅诗》），所以这仍与题目“桃花”天合。词人早构建了心灵的美好桃源，承载着他全部的梦，但住一片茫茫的暮霭中，望穿了武陵溪水，也找不回当时的曼妙温情。

本词以桃花始，以桃花终，咏花与写人交织衬映，借物抒情，借物怀人，情致婉曲缠绵，语言妩媚动人。词中，词人的回忆也随着季节不断更换，这种时空流转的写法，乃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